呼吸内科组织学习医院关于严禁索取或收受“红包”、“回扣”相关制度

但如此一来，那些不贵食母无志于道的人，也可以说自始至终与道同在。

现在我将指出无产阶级精神既有其高于我们传统习俗之处，同时又和我们固有精神初不相远，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，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实与此有极大关系。这就是影响更为巨大的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与《人心与人生》。

梁漱溟进一步解释道：中国人的短处，是从中国人的长处中来的。但颇有悟于人类社会生活之所以成功，有远超乎个人意识作用之外者，遂因克鲁泡特金之《互助论》而信‘社会本能之说。(44) 梁漱溟认为西方人所说的理一般是科学之理，中国人所说的理则倾向于人世间许多情理。①我们知道，现代哲学中的理性(rationality)概念是由西方传人的，在其丰富的含义中包含有人类独特的思考力(与本能相比)，或者与信仰对应的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，以及通过思考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。只是这中间的关系，他并没有清楚的交待(82)。

此和谐之点，即清明安和之心，即理性。用主观的直觉的好恶(喜欢或不喜欢)代替了检验真理的实践。(14) 《中论》卷下：北海孙翱以为：死生有命，非他人之所致也。

仅凭孔子代表性之思想来判断其具体言论、事迹记载之真伪，此做法并不可取，盖人的性格和思想有其复杂性，无法一概而论。(23) 《象山集》卷三十六：‘谁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。欢欣近瞻就，摩肩迭迹随。笔者认为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区分何种句读的解释更通畅，而在于变更句读的做法根本不可取，其原因有以下三点： (一)立论的前提不成立 变换句读的起因，是认定旧句读体现了愚民思想，与孔子的施教思想不吻合，但这一前提本身就是不成立的。

即使在保留旧句读的前提下，古人仍有十八种解释完全可以训释此句。如必人人知道，则‘才难不叹于周世矣!(47) 蒋元中《经不可使易知论》：‘孔子尝曰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似圣人任术以治天下。

(18)庞朴：《使由使知解》，载《国际儒学研究》第十辑，北京，九州出版社，2000年版，第317页。若是古人果有此意，必用‘则字，甚至‘使下再用‘之字以重指‘民，作‘民可，则使(之)由之。王蔚提出将此句标点为民可使，由之不可，使知之，发前人所未发⑦。宦氏又欲借孔子之名宣传共和理念，故《论语稽》又撰《〈论语〉不背共和意旨说》冠于卷首，而此按语亦旨在宣传民主自由之可贵。

③《论语稽》原书并无句读，然考此按语，则其标点方式实与梁启超一致。(45) 倪宗正《送大尹丘集斋序》：孔子曰：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(55)又，晋国铸刑鼎，孔子评论道：晋其亡乎!失其度矣。或曰：舆论所可者，则使共由之。

然康氏此语毫无文献版本依据，只是师心自用的率意猜度，故其弟子梁启超又作《孔子讼冤》，主张将句读改为民可，使由之。长民者之于民，犹慈母之于子也，而民岂知之哉？至于士民之秀而达者则有以知之矣，然各有所知，而其议靡一。

盖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宦应清皆欲借孔子之身份宣扬其政治观点，康氏力主变法改制，故将孔子塑造为一托古改制的素王形象，凡典籍文字与其理念不合之处，动辄指其为刘歆所篡改。前见后来者，厥角先纷披。

谓御舟之后，其舟即宫闱。孔子曰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子产达于此也。仁义虽然是孔子思想之核心，然政事治理之才干谋略亦在其思想之内。(42) (十二)不强人所不能 此说意指使知之的做法不可行，否则是强行以己律人，有伤恕道。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王道也。推是说以验雄之说，不为过也。

今若抛弃古人训释源流而创为异说，纵然见解更高，也必定与孔子本意不合。辨志，谓别其心意所趣乡也。

或者问曰：‘必若斯言，则是圣人之道欲与天下共之不可得，六经何济于世，而斯民何望于圣人哉？若雄之论，非以经为不可知也，特不可俄而知耳。由之而不知，不害其为循理，及其自觉此理而知之，则沛然矣!必使之知，则人求知之心胜而由之不安，甚者遂不复由而惟知之为务，其害岂可胜言!(26) 《仰节堂集》卷八：故曰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者，非不能也，早使之知，恐彼猖狂自恣矣。

不可使，知之，其解释则互有差异⑥。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，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。

南宫敬叔反，必载宝而朝。(47)陈第：《尚书疏衍》卷四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宋翔凤《过庭录》卷十三：其云‘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，‘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，即《论语》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之谓，非真绝去礼学仁义，如后世道家之言也。后来学者拓而广之，此句遂有五种不同之句读。

主此说者为陈第、蒋元中等人，其先声则为扬雄经不可使易知之论。王昌铭则另辟蹊径，将此句点断为民可使由之？不，可使知之，变成了孔子自问自答的句式⑧。

此说源出《子夏易传》，此书虽未必实出子夏之手(54)，要之其中收录有大量汉唐古注，亦不妨视为由子夏学派所衍生出之著作。慈母之于子，乳之哺之，肥其肉，坚其骨，脱其病，而孺子不知也。

民通冥之说源出纬书《孝经援神契》，郑玄注《论语》《毛诗》时曾引之，清代马国翰、刘宝楠等人遂将其作为郑玄《论语》注辑佚，故庞朴等学者沿袭而称最早一批的解释者可推郑玄为代表，他说：民，冥也，其见人道远，并标注据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引(18)。笔者查索典籍，将今人四种变更句读之做法与古人有代表性之十八种解释，姑作一综合汇考，间附一孔之见，以就正于方家。

(33) (八)圣人所化有限，不能使人人皆知 此说与上说有相近之处，但亦有区别。可使、不可使，有只在民资质上说者，有只在圣王设教上说者。(27) (五)因材施教，下者不可语上 此说明代以后颇为盛行，主之者有郝敬、何良俊、汪可进等人。(30)汪可进：《公余草就》卷二，明万历二十四年淑艾堂刻本。

(53) 三、小结 今人变更句读的四种做法不可取，理由已详前。(44) (十三)下位者不能知上，位定之故 此说主之者有曹学佺、倪宗正等人，意谓由于所处位置不同，故下位者不能知上心。

朝鲜平壤市乐浪区域贞柏洞364号墓出土的《论语》竹简，含《先进》篇33枚、《颜渊》篇11枚，而墓中同时发现了西汉元帝初元四年(前45)的户口簿木牍等公文书抄写本，可确证西汉时《论语》已传播至朝鲜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固也。

(11)此事载于日本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《续日本纪》等书。凡孔子自问自答之句，句末或句中必有语气助词，如多乎哉？不多也(《论语·子罕》)、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(《论语·述而》)之哉字，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(《论语·述而》)、执御乎？执射乎？吾执御矣(《论语·子罕》)之乎字等等。